席酉民等17 位管理学家谈“突发疫情下的政府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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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编辑：新型冠状病毒企业应对公益研究小组

文章原创：管理 50 人

收稿日期：2020 年 2月 6 日 9：00

关键词：疫情 突发 政府治理 管理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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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2020年春节期间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在极短时间内对我国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能不能战胜疫情，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治理能力。与2003年的非典疫情相比，我国政府在应对措施、统筹能力、响应速度等方面都有很大进步；但同时此次疫情也暴露出我国政府治理中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如何应对突发应急事件将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在此，中国管理50人论坛发起人王方华教授和席酉民教授再次携手15位管理学教授，共同探讨突发疫情下的政府治理。

疫情爆发，各级政府启动应急响应。因病毒看不见、摸不着，人群快速移动，防不胜防，人们危机感、焦虑感不断发酵。各种杂乱信息借助网络铺天盖地，更加剧了人们对（小概率）感染的恐慌。因此对政府的依赖感（包括平时抱怨政府的人）快速上升。诚然，像关闭国门、切断航线、封城、封村、封楼、全面隔离、集中资源保障供给等确实离不开政府，但有效的危机应对体系需要权力控制和社会自治同时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高速增长、市场力量崛起、行政力量增强的同时，社会自组织力量也日益壮大。我们当然需要政府集权控制和用行政手段遏制疫情扩散，但更应关注：国家法治体系的权力、市场、网络三种治理机制的完善，给各种社会力量营造创新空间；增强舆论体系的透明度，重建社会信任，激发社会动能的涌现和协同；营造宽松政治社会环境，赋能各级决策者、社会和市场力量，以提升社会活力和快速反应能力。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原院长 王方华教授

任何一个组织的治理，都离不开三个要件，责任、规则和流程，政府治理也同样如此。这次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对于各级政府来说，这三个要件都值得反思和总结。首先，政府要正常运转离不开各个机构的职责分工，这么些年，我国各级政府在机构设置上变来变去，其实都是在摸索一个有利于政府功能有效发挥的职责分工。这次突发事件，使我们看到政府的某些机构的设置既重叠又缺失，至少在发生突发事件时，没有一个权威的可以统领全局的机构承担这个职责。各个方面都分别向自己的上级部门汇报，上级再向更高的领导汇报，在这中间，本来很快就可以决定的事情，就这样在不断汇报、请示、平衡、协调中耗掉了，这个教训十分深刻。其次，政府治理必须有明确办事规则，在平时这些规则是为了保证工作正常进行，到了突发事件的时候，规则就代表了一种权力，是一种无形的权力，所有人都必须按规则办事。而这次突发事件中，规则显然是模糊的，既像有，又像没有，造成各方面的惊慌失措，想做不知道怎么做，做了又怕做错了，结果时间一拖再拖，迟迟定不下来，直到来了一个权威，一锤定音，后面的事情才一步步有序地进行了。所以我们必须建立和健全应对突发事件的办事规则，一旦触发，自动启动，这样才能赢得时间，取得主动；第三是流程，任何治理都离不开流程的有效运行，包括人流、物流、财流、信息流，这些都是保证有效治理的基本条件。而我们现在只有正常情况下的流程，而缺乏突发事件情况下的流程，这些都是我们以后需要加以完善和补充的。

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长 南开大学 李维安教授

突发疫情下的政府治理要急补短板

此次疫情具有突发性、高风险和快蔓延特点，其防控难度已远超此前历次公共卫生事件，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效性的一次挑战。

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的顶层设计有待健全

非典后我们着力建立了应急管理体制，但是这次再怎么准备也不够。为什么？不是没有资源，除了医护一线，全国都在放假，这意味着在可用的力量或资源上不是不充足，而是机制的设计上不健全。因此，应急协作机制要形成互补才有效率。首先，明确物资供需、央地协同、信息发布等各项工作制度，加强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其次，鉴于疫情多区域蔓延态势，适时整合医疗、政府、企业、慈善救助等主体，搭建跨区域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再次，聚焦紧急救助、康复治理、心理辅导等救治工作需要，多渠道充实一线防疫团队构成。最后，简化涉疫行政审批流程，明确一线干部授权和工作生活保障，解除其后顾之忧。

二、政府治理、公司治理和社会组织治理的协作机制待理顺

在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启动的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公司治理构成的应急协同治理体系中，政府是剩余风险终极承担者，政府应当强化协调工作力度，才能真正发挥应急治理体系集团化协同作战优势。首先，应当构建各类治理主体沟通衔接平台。疫情治理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医疗机构、民间非营利组织、各类企业等相关主体，例如医疗机构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之间沟通不畅就会导致医疗机构物资紧缺与民间非营利组织物资滞存并存的现象。其次，疫情应对的应急协作应强调“借用”而非“征用”，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照顾各利益相关方合理利益诉求。

三、不同类型组织分类治理待加强

要贯彻分类治理思维，尊重和利用各类组织治理的基本规律。首先，完善地方政府治理结构，强化社会监督、履职激励、失职渎职问责机制建设，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但是像有的红会那样只会沿用行政治理的老办法，揽资源，忙着登记留痕迹，耽误抗疫情大事，就是新形势下不作为、乱作为的典型。其次，按照独立性要求，强化慈善机构社会型治理，弱化行政型治理，提升慈善机构疫情应对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再次，继续推动公司的经济型治理转型，通过应对疫情，不仅要接受企业的捐款捐物，还要引入企业高效的专业机制和有偿的服务。我们建议企业主动提供给医护人员的酒店房间、配送的盒饭、隔离房间等都应该由财政及社会来承担成本，这样既给企业提供了贡献的机会也减少了它们的损失，才是可持续的。

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 伊志宏教授

猪年末鼠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令正准备欢度新春的国人陷入恐慌。新型病毒疫情传播特点未知、春节假期人员大规模流动、现代通信技术条件下信息的快速传播，使得这次的疫情应对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大灾大难，不仅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也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契机。疫情当前，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以专业精神应对疫情，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三个方面尤为关键：第一，充分有效的信息沟通和信息共享。在通信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充分的信息沟通与信息共享是政府公信力的基础，是凝聚共识、增强国民应对疫情信心的保障，也是一次加强国民教育，提升国民素养和认知水平的机会；第二，充分的赋能。疫情短时间的爆发给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带来极大挑战，如何有效应对既需要统一指挥协调，又需要群策群力，发挥社会各有机体的积极性。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在各个领域成长起大批高效率的企业，有一定专业能力的社会组织，国民的社会服务意识也有很大提高，很多志愿者冒着生命危险活跃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线，这些积极的力量应当通过有组织的体系充分发挥其作用；第三，重建信任、体现关爱，构建有温度的政府治理体系。瘟疫是对社会信任的极大挑战，疫情防控既要管控，又要体现人文关怀，不仅感染的病人需要关爱，在救治一线的医护人员需要关爱，在防控一线的社区人员、安检人员、公职人员需要关爱，外地返城人员、城市租住人员也需要体现关爱。病毒无情人有情，瘟疫终会过去，有人文关怀的防控措施将有助于构建有温度的政府治理体系，重建社会的信任。

云南财经大学原校长 汪戎教授

面对此次突发而严重的疫情，中国政府的社会动员和管控力量再一次显现出来，一个中央政府重点布局和全面统筹，地方政府紧急应对和守土尽责的局面快速形成，它无疑增强了全民战胜新冠肺炎的信心。在这一有利的形势下，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省区间防控措施和效果的差异；由于防控物资的生产和流通能力不同，出现了省区间防控物资供需的不平衡，等等。建议进一步关注以下几个治理节点：一是建立全国性的疫情信息政府交流沟通平台，及时总结各地政府疫情防控的经验和教训，通报各地防控信息，帮助各地政府更有秩和有效地组织应对。二是建立全国防控物资生产和供应信息平台，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在防控物资调控上的力度，特别是对重点疫区和生产能力较弱的地区进行指导性的物资调配。三是在进一步强化人员流动控制的同时，加快恢复和保障全国性的货物畅通，特别是对于救治用的防控物资，应当建立面向救治单位的跨省特别绿色直通通道，除必要的人员检疫外，不受临时性交通管制的限制。同时，发挥全国强大的物流能力，减少不必要的省区间转运，尽可能保障城市间防控物资调配的快捷通达。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包国宪教授

构建以“效能政府”为核心主体的突发疫情治理体系

2003年的SARS疫情刚刚过去17年，今年又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这两场突发疫情应对中，充分体现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央集权体制的优势，充分体现出政府的领导号召力、组织控制力和资源动员力，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在关键情境下所表现出的爱国爱家，互助友爱的浓厚情结。如果说用“众志成城，不惜代价”是突发疫情治理中对政府决心和责任的真实写照，那么，“干部忙坏了，医生累坏了，公众慌坏了”则是对社会无奈和应对被动的一种形象描述，反映出突发疫情防治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政府治理体系还有缺陷。其根本在于社会治理弱化甚至缺位条件下政府承担过多角色而导致其治理系统性、协同性和可持续性变差。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必须构建以“效能政府”为核心主体、社会各界和各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的突发疫情协同网络治理体系。本着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和“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的精神，提出以下建议：

一、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在防治疫情中的领导决策，战略部署，配置资源，动员社会，发布信息，维护公众权利以及监督反馈等角色，形成与医疗机构、科研机构及企事业单位和非营利组织的协同治理机制，形成统一决策，分工负责，运行有序的治理网络。

二、在充分发挥已经形成的自上而下号召动员优势基础上，特别要强化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经验分享和共识建构机制，优化政府与以非营利组织为核心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协调、互补和委托代理关系，形成群策群力群防群治的疫情社会治理机制和良好有序治理氛围。当务之急是把以社会组织为核心载体的社会建设提上议事日程，提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来认识。

三、把以3B应用为代表的疫情治理技术创新、疫情防治知识普及与智慧城市建设和振兴乡村战略结合起来，并将之体现在诸如国家传染病防治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议程之中，以提高国家治理突发疫情的技术水平和法治化水平。

四、把重大突发疫情防治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应用纳入政府治理体系之中，列为国家科学技术重大攻关计划并形成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战略模式与机制。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黄丽华教授

突发疫情下更加凸显整体性治理、科学治理、全球治理的重要性

这次突发的疫情是一次非常典型的公共卫生事件，我们要认真地反思和检讨，如何更好应对这样的事件，使人民生命财产、国家经济的损失降到最低？这也是我们建设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智能化的一个最好的剖析案例。 

这次疫情突发时，尽管启动了一级响应，但对广大老百姓、单位而言似乎无所适从，不知道“停下来”还需要干什么？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个人恐慌和组织低效率。因此，首先我们需要建立关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整体性治理体系和规则，即通过整体性行动和服务，来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其次，我们需要建立关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科学治理的体系和规则。这次疫情来临之际，我们团队在小年夜就开始利用大数据开展疫情动态预测，比较好地支持了上海市有关部门和机构的科学决策。还有许多国内外团队也对本次疫情发展动态做了类似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政府或权威部门发布的疫情数据的质量（真实性）以及算法模型（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和其他的数据）。在应对疫情中，从疫情研判、到病毒发生与传播机理、到治疗方法和规范、到救治条件和物资保障、到社会动员和舆论宣传等等均需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最后，我们需要建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体系和规则。在全球化的今天，面对疾病快速传染扩散的突发事件，国境已然不是阻止病毒传播的屏障，单靠一国政府部门很难有效控制疾病在全球蔓延。通过本次事件，我国应该积极甚至主导建立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体系。

首都经贸大学原副校长 高闯教授

疫情仍在发展中，但社会已经从相对恐慌趋于理性。如何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将防范工作做实做细，是各级地方政府在新疫情态势下面临的一场治理能力大考。坚持政治韧性和适应性治理或许是做实做细防范工作的一种路径。

韧性在社会科学中可指一个系统在经受冲击和干扰时仍可维持其本质上相同的功能、结构并得以正常运转、自我认同的能力。政治韧性在这里就是指在这场突发事件中各级地方政府维护和听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的定力和执行力。非常时期，对于那些在地方疫情防范工作中各类“问题官员”必须问责、严惩不贷。适应性治理是指一个系统中的行为主体通过自主性活动和互动性活动增强韧性的治理能力。各个地方疫情性质相同但程度不同，而且发展环境和水平不同，地方政府应该针对本地区的情况和具体疫情做出具有创新意义的治理活动，将党中央关于防范疫情要做实做细的精神真正落地。这里有三个建议与地方政府分享。一是建立严防死守机制，这是首当其冲的工作。我理解，严格的一级响应治理就是严隔离、严排除、严防控；全方位、流程化，不留一个死角，不留一个死环。一些城市比如浙江、河南的某些积极做法值得提倡。二是建立经验分享机制。严防死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我封闭，更不是以邻为敌甚至以邻为壑，而是以邻为友，良性互动。一些地方上的极端提法比如“武汉人滚回去”应该坚决反对。特别是一些城市的好经验应该传播出去，供各地政府分享，共同提高疫情治理水平。三是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各级政府不但要坚决完成防范疫情的首要任务，还要统筹安排城市的生产和生活，而防范疫情生产生活不可能封闭进行。比如，一个城市的疫情防控物资和群众生活必需品不可能完全靠本城市供给，一个企业生产供应链的上下游企业也不大可能都在同一个城市中。因此，不能“以邻为界”，而应该互通有无，联防联控，合作治理。

大连理工大学 苏敬勤教授

必须加强突发事件预判决策的专家队伍建设

从本次新冠病毒的发现到治疗过程看，大致可以分成预判决策与防控实施两个阶段，而预判决策又是其中第一个环节，做到尽早的专业化决策对打赢此次疫情防控战乃至今后可能的重大突发事件的胜利显然具有决定性作用。

预判是决策的重要基础，既是一个高度综合性的工作同时也是高度专业性的工作，涉及到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各个方面。决策本身具有全局性和长远性，但同时，突发事件的预判与决策也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工作，需要极大的加强。为此，我建议，首先，今后对于所有可能构成重大突发事件的事项，在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组成专家队伍，分别对应不同层次的重大突发事件，在重大突发事件升级时，国家级的专家队伍也要及时参与。由于重大突发事件具有综合性的特点，所以专家组除本专业的人士作为专家组的重要组成人员之外，还应该包括宏观经济管理、企业家、公用基础设施、心理健康、法律界等各个专业的人士组成。专家队伍的主要职责是按照专业的不同，组成若干个专业组，分别对该起重大突发事件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人民生活质量的保障、法律事务、事件后续的市民心理干预与经济恢复等对事件的可能的各个方面的影响提供专业性的意见和评估，评估意见提交给政府领导，作为政府决策的先决性参考；第二，专家队伍参与重大突发事件的全过程追踪，而不仅仅是在前期，这样做的好处是，在疫情防控的各个阶段都有专业人员参与，不断的为政府决策提供各个方面所需要的专业性意见和建议，以加快决策速度，提高决策质量。第三，为更好的建设专家队伍，各级政府应该尽快建设好高质量的专家库，做到及时更新，为处理重大突发事件做好人才和组织上的储备。

河北工业大学 王云峰教授

突发疫情下的政府治理需要紧抓三个关键：

一是透明公开。即决策信息透明，政务流程公开。透明公开不是简单的行政方法，而是政府作为国家主权者的执行人，或称人民的“管家”，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在突发疫情下或任何紧急公共事件发生时，透明公开对维护政府公信力、稳定民心、引导舆情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要作为重要行政原则纳入决策标准、决策程序、组织结构和责任审计制度。

二是流程科学化。“流程”是科学管理的“牛鼻子”，提高行政效率的关键抓手。在当前紧急而特殊的情况下，建议各级政府部门考虑派专人或聘专家，负责疫情防控政务流程的监查和效率评价，及时发现协调性问题，提出“补短板”的方案对策，实现疫情防控工作流程的高规格。同时积累经验，以流程管理制度化为目标，最终彻底解决（至少是遏制）行政效率低下、官员不作为或乱作为的问题。

三是党委领导。在中国谈论“政府治理”不能不谈党委。因为政府是“人民政府”，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党委领导贯穿国家各项事业。问题关键在党政如何分工，党委如何领导。通俗地讲，政府是为人民“办事”，党委是为人民“主事”。主事者最重要是真诚，能面对群众（包括媒体）讲真话，能诚恳回答百姓关切，让百姓感到亲近。还必须要能融入群众，眼睛向下揽全局，发现问题和人才，将民情民意纳入战略决策和干部选任。对“主事”结果负全责。

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叶强教授

近期发生突发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一个契机。在疫情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现有治理体系在面对突发疫情时，能够形成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和统一决策部署，能够在短期内紧急调配包括政府、军队、医疗、建设等各类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能迅速执行对城市和交通紧急管制等方面的应急措施。在接下来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我们要继续坚定信心，充分发挥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的这些长处和优势。同时也应思考，如何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机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更好地应对当前和今后的突发疫情或突发危机，可以考虑完善和加强以下三个方面：1）完善相关制度，提高信息的公开性、透明度和实时性，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避免或减少政府集中决策与社会分散决策之间的冲突；2）建立更畅通的媒体和社会监督体系机制，强化良性互动的建议、批评、问责和纠错功能，促进各级政府部门提升作为决策主体的决策信心、决策水平和治理能力；3）完善国家应急管理、公共卫生和国家储备体系，形成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有利于长期促进各方面广泛参与的现代国家应急制度体系，从而持续提升国家应急管理能力。

东北大学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副院长 李凯教授

这次突发疫情，是一次全国动员的全方位战役，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政府治理能力的大考验。目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形势似乎出现了新的变化，即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又一次强调的遏制疫情蔓延势头问题，可能成为下阶段的主要矛盾。如果说前一段经过艰苦努力基本解决了能不能治的问题，接下来重点要解决的则是能不能防住疫情在全国大面积蔓延的问题。抗击疫情以来，整体上各地政府措施较为得力，社会基本稳定，体现了我们的制度优势。目前形势仍然严峻，更需要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政府治理能力。1． 提高政府治理的定位，面对大的疫情，需要有对所有工作（不是部分工作）兜底的定位认识。定位低，就会觉得委屈；定位高，就会有思路。温州市长之所以受赞扬，温州政府工作的高定位是主要因素。2． 提高政府资源整合能力，将有限资源合理分配，用于关键部位。3．提高政府信息处理能力，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以适应社会公众的需要。4．提高政府补短板的能力，对工作中能力不足的部位，要及时调整。从长远看，要站在完善治理体系的角度，思考如何构建一个有活力的防控体系，如何防止地方或部门的本位主义，如何适当引入市场机制以形成更有效的专业救助组织等。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陈凌教授

2020年春季的全民防疫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孙子兵法》中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说法，告诉我们要打赢这样的战争，首先要了解自己和了解对方。新型肺炎难以对付的地方就在于，这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虽然致死率并不高，但是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国内外医学界的顶级专家对于这一病毒也了解有限。正是由于这一基本事实，党和国家极其重视这次疫情，启动了超常规的大力度和宽范围的全民阻击模式，让病毒的肆虐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这一战争的最终胜利还需要我们每个公民的主动配合和积极参与。与17年前的抗击SARS相比，各级政府都做好了有关疫情的信息公开和及时通报，不同专家的各种声音也可以从大众媒体上听到，其中难免有虚假信息或错误观点；而且，这样的舆情公开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局部的恐慌和失措，但是我认为，这恰恰是面临不确定的冠状病毒应有的理性行为。抗击新型肺炎的战斗还在武汉、黄冈、温州等城市激烈进行，广大医护人员、解放军将士和各类专业机构人员还在前线奔波。哪有什么岁月静好，那是因为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我相信此时此刻，每个人对于这句话的理解会更加深刻。每个中国公民都要在这一场牵涉到每一个人的战争中学习，如何增强危机感和责任感，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

以上我的评论是从这场战争已经像当前这样变得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做出的；如果我们了解了武汉疫情的真实发生过程，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做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战争。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唐宁玉教授

应对突发事件，应考虑民众心理因素

最近几天，微信群里、朋友圈里充满了各种有关新冠肺炎的新闻和消息，人们的议论点从疫情本身，发展到起底华南海鲜市场、武汉病毒研究所、红会；热议中医是否有效、阴谋论等等…． 不一而足，其中有些信息真实，有些是“真实+虚构”，还有些则完全是虚构，但这些信息却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人们的安全需要受到极大威胁时，人们自然想要消除导致不安全的因素，努力获得生理和心理上的安全感。而当人们处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中，跟风从众就成为一个相对便利和安全的做法。这就导致了一些文章所说的“恐慌比病毒传播得更快”的现象，而恐慌又往往会导致一些混乱局面出现，造成后方添乱添堵的现象。

基于此，我觉得在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更要加强信息公开和舆情监测，通过各种正式、官方途径公开信息，增进人们的认识，消除不必要的恐惧感，也增加民众对正式渠道信息的信任和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可以看到，有些政府部门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不错，而有些则受到民众批评。如果正式渠道信息缺失或给出的信息不实、不权威，会使民众更依赖于小道消息，也更容易轻信谣言。

其次，政府部门在出台政策或措施时要对民众的恐慌心理有充分考虑和足够重视，要意识到人们并非完全理性，在做决策时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理性人，而更是一个社会人；在形成方案时，要对方案可能对不同利益共享者产生的负面影响有预估，以避免一些“比病毒更可怕的”现象发生。

再次，在采取一些措施时，可以评估下强推和助推哪个效果会更好，有时适当助推可能更符合人们的心理需求，产生的效果更好。

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 吕力教授

近日的疫情作为一个公共事件，地方政府在应对时出现了失误是无疑的。反思其失误，有助于改进后期的防控工作乃至于对今后的公共卫生事件应对都有莫大的帮助。

（1）地方政府没有将公众作为公共治理的重要参与方，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将公众假想为行政机关的对立面。地方政府有没有隐瞒信息，目前还没有权威的结论，但地方政府在本次事件中体现的透明度明显是不高的，且正是因为这种模糊性造成了事件早期公众对疫情的忽视和后期对疫情的极度恐慌。

（2）地方政府没有认真与公众沟通信息。疫情早期出现了8位“传谣者”，当然，对于是否传谣，法学家可以给出相应的司法解释。抛开这一点不谈，即使是“传谣”，如果地方政府认真与其沟通，就可能快速得到通过正规的行政渠道无法迅速获得的消息。

（3）地方政府没有认真地与公众沟通政策行为。排除个别特殊政策，如“封城”在实施前不宜大规模扩散，很多政策其实是可以和公众沟通的。当然，公众的数量太大，政府可以遴选其中的代表，例如医生群体的代表、志愿者群体的代表、患者群体的代表、患者家属群体的代表等。事实上，这些举措并不复杂，为何没能实施？这暴露出地方政府平时过于依赖行政体系，而缺乏与公众沟通的能力。

本次疫情还未结束，以上反思对于疫情的后期防控工作仍然大有裨益。在后期的防控工作中，地方政府仍然要非常重视来自于公众的信息以及政策设计的公众沟通。事实上，密切联系群众从来就是我党工作的法宝，这一法宝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 肖海林教授

国家治理应首先解决如何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问题

我是湖北人，如果我没及时退掉13日去疫情重灾区汉口、23日去安徽的高铁，没将2月1日儿子重返国外的机票改签，在这次源自家乡湖北的公共卫生事件中，我极可能成为超级传播者，比成千上万的那些感染者可能还要惨，害了几家人，儿子更为被动。

这次事件给国家治理提供了很多教训，比如，要全面提升政府的危机管理和应急管理能力、要让钟南山院士的那种敢于担当的责任心变成政府的普遍意识、要崇尚专业精神、要重视媒体管控的双刃剑效应、人民的利益要高于一切，等等。这次事件，有几点匪夷所思，一是这次事件并不难避免，居然发生了；二是避免事件发生的所有环节，居然都未能守住；三是现在的科技能力比17年前强得多，国家还制定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SARS事件也提供了上述这些教训，居然都不管用。这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其实还很脆弱，一些根本性问题尚待解决。

应对发生后的危机，我们有强大制度优势。但是，避免这种危机的发生才更重要，我们的制度优势又怎样体现呢？这种事件以后还会发生吗？坦率讲，难言乐观。我以为，解决以人民为中心的落地问题，让以人民为中心切实成为我们的决策优先级，是国家治理发展的前提，这才是根本教训、治本之策、当务之急。这需要国家下大的决心，从国家制度体系和国家文化两个方面寻找解决之道。

虽然很难，但必须解决。

新疆财经大学校友总会会长 马洁教授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一面镜子，是一次大考，确实“照”出了、“考”出了在应急管理、公共卫生、国家储备等很多方面的短板不足。从疫情的发生、发展看，当地政府在疫情信息披露上不及时是造成当前严重被动局面的关键因素之一，它反映了我们政府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还有巨大提升空间。

2019年4月3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披露公开条例》对政府信息披露做出了详尽的规定，明确了信息公开的主体、范围以及责任，规定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但为什么这一次疫情信息披露会严重滞后，条例都有规定，为什么不能执行。撇开信息披露中我们现在看到或没有看到的授权问题，相关业务单位主管外行，因非专业因素造成的可能疫情判断问题等外，从这些年政府信息披露上出现的问题看，不是没有规定也不是没有制度，信息披露要求的刚性低，责任追究不明确是最关键因素。我们认为可以学习和借鉴上市公司关于信息披露的做法。

上市公司的监管部门要求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进行及时、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上市公司高度重视信息披露，有明确的信息披露的时间、渠道、方式及违规的处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准确，不及时最高的处罚是责任人入刑和上市公司退市，信息披露违规成本极高。        

尽管政府与上市公司是性质不同的组织，但政府在信息披露上学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做法实质是追求公开透明实事求是和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是打造公开透明政府的必然要求，政府信息披露法治化任重道远，健全完善和执行政府信息披露违规处罚制度，提高信息披露制度的刚性要求，强化信息披露监督，提高政府信息披露违规处罚力度是提高政府治理信息披露质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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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简介】

新型冠状病毒企业应对公益研究小组（简称“新益研究”）

2020 年 1 月由全球川商总会、四川省企联咨询工委、《人力资源报》、《经营管理者》、创客三仟、众智云慧成都管理咨询、柯诺维猎头、北京普睿驰、广州羿博管理咨询、成都心理咨询协会、品睿教育、IBM 咨询、毕友网等机构研究人员和媒体工作者发起的公益研究组织，为企业应对疫情等突发事件提供智力支持。先后出台的专题文章及研究报告包括《病毒挑战下的机遇：2003 非典崛起的京东帝国》、《病毒来袭，谁为实体企业戴口罩？》、《新冠疫情下企业心理危机干预》、《抗疫中企业员工身心健康防护要点》、《延长放假与开工止损，如何抉择？》、《疫情时期的工资如何支付？》、《疫情下企业经营管理关注问题调查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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